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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大讲堂纪要|王东杰:汉学家讲鬼故事:纪昀如何探索幽冥

发布时间:2019-08-14 点击数:

  2018年12月20日晚19点,四川大学史学大讲堂第十六讲“汉学家讲鬼故事:纪昀如何探索幽冥”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报告厅举办。本次讲座由王东杰教授主讲,王果副院长主持。

  王果副院长首先简要介绍了王东杰教授的近期研究情况,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于讲座题目的理解与讲座内容的兴趣与期待。

  讲座伊始,王东杰教授指出,怎样来看待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冥间世界,是一个时代智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乾嘉时期,智识生活存在着两个潮流:其一为考据学,其风格是崇尚博雅多闻,重视用客观的证据说服别人,通常对于抽象、玄远的事物没有太多兴趣;同时,乾嘉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志怪小说集出版最多的时期。可以说,这既是一个讲“科学”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热衷于讲鬼怪的时代。纪昀在两个潮流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被梁启超称为“汉学护法”;另一方面写作了在清代影响最大的志怪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由此,王东杰教授引入了本次讲座讨论的主题:这两种风格背道而驰的潮流,是两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还是存在着隐秘的内在关联?

  首先,王东杰教授讲述了汉学家与鬼故事的关系。第一,在清代的志怪小说中,考据学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有时是故事的主人公,有时候是鬼故事的讲述者。第二,汉学家还喜欢借鬼故事发挥学术见解、参与学术讨论。第三,考据学家也借鬼怪之口批驳、揶揄宋学家。

  而后,王东杰教授指出,在汉学家那里,讲鬼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他们也将考据学的方法运用到了鬼故事中,王老师戏称之为“幽冥考据学”。在纪昀和同时代的志怪作者如袁枚等人笔下,记录过好几个采用考据的方法辨别鬼神身份的故事,同时,纪昀也热衷于在讲鬼故事的时候,使用考据手段,李慈铭甚至认为,《阅微草堂笔记》乃是“经师家法”。面对幽冥之事的时候,清代学者运用的依然是适用于阳间的尺度——要有证据;来自不同渠道的证据要相互契合。汉学家用考证的方法对待鬼故事的行为,表明他们是将鬼故事当作一种认知的对象来看待的。

  王东杰教授认为,纪昀等人面对这些奇闻异事,采取了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不能把他们讲鬼故事的行为单纯地理解为托寓或者是神道设教。不过,从《阅微草堂笔记》中来看,纪昀在疑信参半中,是倾向于相信鬼神的存在的。时人为鬼神存在辩护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天下之大,无所不有;第二,人的知识有限,不能因为没有看到就断定其不存在。但相信鬼神的存在,绝不意味着纪昀缺乏批判精神,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多次揭露装神弄鬼行为,并且告诫士大夫要克制自己的好奇心,警惕被一些事物欺骗。

  在五种情况下,疑和信是可以并存的。第一,怀疑具体某一个灵异事件,并不等于在整体上怀疑这一类现象的存在。第二,怀疑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灵异现象,但当鬼怪之事距离遥远之时,就变得可信起来。第三,人们对于鬼神的信仰可能会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差异,面对实际困境的时候体现出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第四,灵异有多种类别,对一种灵异的怀疑不等于对另一种灵异的否定。当时人对于“怪力乱神”不是照单全收,总是有区分地相信其中一些,否定其中另外一些。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每个人心中都有理智的衡量尺度。第五,有些人可能自觉地反对有鬼的存在,但无意识中仍会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共同的神异叙事的影响。这些现象表明,当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也不要试图把他们统一在一个逻辑之下。

  既然汉学家用考据的态度对待鬼故事,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可以作为怪异之事的证据?王东杰教授认为,在中国漫长的书写怪异的传统中,一直很重视对与可信度有关的各类细节的交代,比如来源和出处,以取信于读者,而这也是乾嘉考据学特别重视的内容之一。刻意地交代细节与对细节的忽视,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心态,前者暗含着追求真实性的心态。有几类证据特别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实地考察所得;物证;正式文本、官府文书;人证;反复出现的现象;出人意料的线索重叠;人力所不及的事相;时间、地点、人物上的细节。

  纪昀对于鬼怪故事,不仅要探讨它们是否存在,还要寻找其背后的原理。他时常强调,不能执理以断事之有无。王东杰教授指出,纪昀的这一观点要放在“汉宋之争”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汉宋之争”的战场彼时非常辽阔,鬼之有无也是他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们的争论不只是鬼是否存在,其实涉及到不同的知识论的立场。清代考据学家认为,理不易明,人的见闻是有限的,不能用自己的见闻来判断理之有无。

  王东杰教授进一步讲到,对宋学家的批评不等于纪昀不从“理”的角度思考幽冥之事。汉学家们不仅对鬼怪之事进行分类,还会聚在一起对一些怪事作系统化的研讨。他们的办法不出收集事实、分门别类、比较现象、归纳每一类的特点、解释它们的缘由等内容,这与薛凤笔下17世纪中国“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是相似的,表明当时各种心智探索活动具有共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探讨会导致对怪异之事的去怪异化解释。事实上,纪昀在思考灵异事件时,首先会试图从更为平实的角度加以理解,倾向于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但这种自然主义并不排除神异的存在)。

  接下来,王东杰教授解释了造成鬼故事中逻辑冲突的两点原因:第一,鬼怪故事原本就是来自不同时间、空间的经验,难免会存在彼此冲突之处。第二,中国的幽冥文化来自于儒释道不同的文化传统,解释鬼怪之事时会存在差别。在很多情形之下,时人都希望化解这些逻辑的冲突。王东杰教授举出了乾嘉时期志怪作品所关注的四种矛盾情节——果报的拖延;天谴的刻板;神灵的数量;域外的情形,并展示了纪昀等纾解这几种矛盾的方法。王东杰教授指出,最困扰纪昀的一个问题是,无法确定灵异事件发生的具体条件。纪昀会尝试为奇异事件寻找解释,透过《阅微草堂笔记》,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推理和推敲的过程。

  而后,王东杰教授对讲座伊始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解答。这一时期的考据学与志怪小说共享着同一种心智氛围,二者在性质特点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第一,二者都要探寻事情的真相、崇尚博览群书、重视证据的可靠和方法的严密;第二,在方法上,都注重收集同类的不同材料,并予以系统归纳、比较和分析,追溯源流、揭破矛盾,复原本意;第三,都重视运用实地考察见闻证实或修改传世典籍的记载。二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第一,志怪所遵循的“小说”传统,特别强调“博洽”的主要;清代的考据学则更注重“谨严”和“裁断”,可以看出二者虽然同样体现出知识主义的倾向,但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第二,在方法论上,乾嘉考据注重训诂、音韵,更接近今天所讲的归纳法;志怪小说中对鬼神事物的探讨几乎是演绎法的运用。相对于事之真伪,它们感兴趣的更多的是鬼怪之事背后的道理。

  最后,王东杰教授从“理”字出发,讲述了自己对于应当怎样在“道问学”的思想脉络下界定乾嘉志怪里的知识探索的思考。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对“理”的解释与宋明理学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宋代理学家讲的是抽象、一元的“天理”;清代考据学家更多强调的是形而下的、具体的“事理”,散于万事万物中、多元的“条理”。这一直被认为是“汉宋之争”在思想层面的关键。但如果从志怪小说中思考这个问题,快慢高手一波七码省委书记、,可能会展现出另一个脉络。台湾学者傅大为认为,宋以来的思想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理”的概念,一是北宋型的“理”,一是南宋型的“理”。北宋型的“理”,是从“实际操作”中涌现的“具体的技术‘原则’”,散布于“许多个别领域中”,www.015456.com是“特殊”因而也是“复数的理”。南宋型的理学意义上的“理”兴起后,北宋型的“理”被边缘化,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技术和自然知识的讨论中长期存在。据此可以认为,以戴震为代表的清儒,其实没有发明一种新“理”,而是把早已存在的另外一种“理”发扬光大了。“汉宋之争”不能完全理解为一种思想形态取代另一种思想形态的单线发展的过程。志怪中的知识探讨,继承的是北宋型的“理”,是另外一种“宋学”。所谓的“汉宋之争”,在“汉宋之争”之外, 还包含着不同宋学路线之间的竞争。

  教授精彩的讲授之后,王果副院长谈了自己的体会与收获。王果副院长认为,王东杰教授对18世纪中国历史上鬼的现象的作了十分独到的解读,深入地剖析了其背后的认识论与知识论。这种认识论与知识论始终没有脱离宋代理学的理论。王老师的这场讲座无疑对在座的同学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讲座最后,王东杰教授回应了老师、同学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晚21点,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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